恩斯特:我为什么要逃离象牙塔?
日期:2013年12月10日 15:07:51
发布时间:2013-10-27    作者:扎卡里·恩斯特     来源:译者惠寄    

扎卡里•恩斯特 著 吴万伟 译

我辞掉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的终身教授职位前往私有领域找工作。从任何正常的标准来看,我在学术界的工作都是非常好的。我在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谋到终身教职,所在院系的博士点蒸蒸日上。我有很多的自由搞我喜欢的研究和教学。我可以利用这种自由去探索我多方面的学术兴趣。我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也都非常优秀。我喜欢教学,也碰巧相信哲学越来越重要和有意义。

首先应该承认,我曾经和所在院系及学校当局发生过一些重大的甚至公开的冲突,尤其是他们对待我配偶的态度令我气愤,我相信其作为背后是严重的性别歧视态度。坦率地说,这些冲突及其余波当然在我决定辞职这个问题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我决定从大学逃离的想法早在冲突爆发前很久就有了,已经有好几年的历史了。我一直占据着一个别人觊觎已久而自己并不稀罕的岗位,这让我总是觉得不自在。

其实,我决定辞职与我所在的院系特别是与我的大学无关,更多的原因在于大学这个颠倒的激励机制,它竭力维持现状、奖励平庸、打击具有潜在影响力的跨学科研究。我不满的其实是大学的结构性特征而非某些人的行为。虽然我相信我的大学在这方面很糟糕,但我觉得这种结构性特征在大学里非常普遍。

跨学科特征

如果说几乎所有学界人士都知道管理者喋喋不休地谈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与其他领域的人合作的重要性,这绝不是夸张。当今挑战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决非单一领域的专家所能胜任。作为大学老师,我们常常被鼓励要突破狭隘的专业领域,要创造进行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的研究所需要的关系和知识。

我碰巧赞同这些想法。事实上,尤其是在与学院派哲学有关的问题上,我强烈支持这些观点。哲学家是同化新信息、评价复杂的推理线索、根除论证缺陷方面的专家。这里我不谈论细节,只想说哲学家的技能特别适合于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涉及体现国家实力重要指标的(STEM)领域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虽然有些人谈论跨学科研究是口是心非的,主要出于自私的利益,常常是为在不投入相当资源的情况下创办新“研究中心”辩护时的说辞,但是确实有好多人真诚地相信跨学科的重要性。就我所在的大学来说,在过去几年至少在有些跨学科研究方面我们的确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但是正如学界的每个人都会告诉你的,这些努力往往是徒劳无功的。虽然许多人对启动这种研究为什么总是这么困难颇有见解,但是迄今为止我没有听到过令人满意的解释。所以我要在此尝试一下,通过现身说法(应该承认里面可能有偏见)做一番解释。

我个人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包括自动定理证明、逻辑学、博弈理论、形式认识论。我发表了很多论文,涉及科学哲学、伦理学、行动理论、逻辑学以及很多相互之间没有多少联系的领域。至少在计算机科学方面就像我在哲学方面一样舒服自如。作为哲学教授,我已经比多数人更频繁地搞合作研究,我的有些研究论文就是与别人合写的。我对自己的科研成果感到骄傲,但是对这种研究课题来说,我发现大学越来越不利于跨学科研究了。

这里有个小小的例子。本着跨学科研究的精神,我最近与人(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合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人工智能讲稿》上,该杂志不是哲学期刊而是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期刊。人们可能认为这恰恰是应该得到一直鼓励跨学科研究的大学热烈欢迎的那种研究课题。不幸的是,实际上我却因为写这篇文章而遭到小小的但非常明显的惩罚。遭受这种惩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在我所在的哲学系(通常如此),教师的工资主要是由其科研成果来决定。但是这不仅仅是研究成果的质量。判断研究质量及科研成果影响力的标准基本上依据出版社或者期刊的名气。这种判断通常是由本系做出的,这一点很合理。不幸的是,如果你写的论文最终发表在同事们不熟悉的期刊上,他们就没有办法判定该研究成果的质量。所以,虽然我系没有明文规定这种期刊要被降级,但是到了评定研究成果质量和数量的时候,这种期刊往往被降级。而且,我系还认为独撰的论文要比与人合写的论文更有份量。坦率地说,我觉得这个政策荒谬至极,但它已经司空见惯。因为很多跨学科的研究是与人合作的结果,往往发表在同事们不熟悉的刊物上,研究成果被降级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所以到了评定工资晋升的时候,兴趣广泛、从事跨学科研究的老师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直截了当地说,从事跨学科研究的人获得的报酬偏低。

当然,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教师工资晋升非常罕见或者几乎不存在。所以对任何一个特定学年来说,其影响都微不足道。但是,对一个人的整个学术生涯来说,积累性的影响就决非微不足道了。那些兴趣相对单一的人在经济上要比兴趣广泛的人好得多。而且,即使工资差别不值一提,但是在得知单位看轻你的研究工作时仍然非常令人泄气。这是真实的,虽然它只是偶尔出现。

跨学科研究受到打击还表现在一些更微妙的方式上。任何一个试图在新研究领域闯荡的人都会告诉你需要花费时间准备才能写出文章来。你得学习新词汇、新技能,还要熟悉不同的文献等等。这意味着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你的研究成果可能增长缓慢或停止增长。这也意味着在这段时间里你将错过工资晋升的机会。当然,人们很可能马上回应说这种缓慢增长只是暂时的,从长远看,影响不会太大。但是这种说法不正确,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被鼓励要尽可能早地为退休后的生活储蓄。错过了一年或两年的工资晋升对此后几十年的影响还是巨大的。

在我的哲学家同行看来,我一直在抱怨金钱这种粗俗的问题非常不得体,隐含的意思是金钱成为我决定离开学术界的重要因素。对此,我想回应三点。首先,金钱是我辞职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我并不觉得难为情。其次,金融资源的分配是体现个人或研究所价值的重要指标。如果一个院系或一个人到了决定预算时总是资金短缺,这是非常糟糕的表现。它说明你的研究并非优先考虑的重点。这同样适用于大学、家庭、企业和其他任何一种组织。第三,我认为哲学系(以及笼统的文科专业)最好多关注一下金钱---它们已经被美国各大学挤压得非常悲惨了,这种资金短缺已经影响到文科做出优质科研成果的能力。优秀的工作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需要资源。我们搞文科的人已经习惯于在少得可怜的资金资助的情况下从事研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资金短缺对我们科研能力的负面影响。如果这个状况不改变,我们会慢慢饿死,而且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影响

我在一些著名的期刊上发表了论文,但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渴望我的研究工作产生应有的影响力。学院派哲学是个非常小的领域,像学界大部分专业一样,个人的研究很少得到狭小的专家圈子之外的人的关注。当然,确实有一些超级明星,他们的著作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大学教师,但超级明星只有少数几个而已。

在有些时候,我试图主持一些合作性的科研课题,旨在把研究工作扩展到学术圈之外。比如,我曾经在同事的帮助下撰写了研究课题申请,准备联合哲学系、经济系、心理学系进行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有现成的雄厚资金可供使用,我们很快从其他院系得到了很多支持。情况发展在我看来非常具有建设性。举办一次小型会议的最初一轮资助已经获得批准,这次会议进展非常顺利。但不幸的是,基金资助条款要求该申请提交给系主任,所有的交流是在系主任和学校当局之间进行的。可以预料的是,系主任对跨学科研究没有真正的兴趣,因而没有后续的跟踪的(更多的)资助,而我本人则无缘加入采取行动的过程。这次取得巨大成功的会议之后却没有任何其他计划跟进。我认为之所以没有能提出计划或在我们的申请之后做出后续动作不过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整个课题的价值在我的系主任看来十分令人可疑,因为他没有从事这种研究的经验。

虽然基金课题申请遇到如此糟糕的命运非常罕见(我没有被告知申请已经被呈上去了也没有被告知得到了批准),但是它确实清楚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你根本无法在没有同事买进的情况下开展一个新的项目。学术界的惰性很大,要促成课题的成功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需要很多资源和很多人的支持。如果没有紧迫的问题不断袭来,大学或各个院系会很快返回到传统的现状之中。许多跨学科倡议背后的假设似乎是,如果我们让聪明的人相互交往,给他们一些钱就会产生优秀的成果。不幸的是,这决不是真实的。大学的庞大建筑与其潜在的颠覆性努力格格不入。要克服这种惰性或许有可能,但那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要求极大的耐心和众多的时间投入。

这个基金课题申请说明了要在大学里做出改变会遭遇多大的心理抗拒。招募课题申请的通知显示最终有五项大奖,它们分配给不同的研究领域或学院。其中一个大奖是要给我校最大的学院---文理学院的。在我和同事撰写课题申请的时候,我们学院里根本没有竞争者。也就是说,我们的课题申请是整个文理学院提交的唯一一份申请。如果有人写出了合格的申请,本来能够轻易地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资助。最终,资助项目的那部分被彻底取消,学院一分钱没有得到。就我个人来说,对这次机会没有进展的理由的解释是潜在的大范围跨学科研究对学界多数人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东西,他们甚至根本就不晓得如何思考这种课题。

在此环境下,我们的努力被引入到狭隘的从属专业领域,我们的研究只能面对少数人。虽然人们常常谈论大学里的“颠覆性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没有人真正理解是什么东西让某些东西具有了“颠覆性。”颠覆任何东西都要求摆脱个人工作的常规方法,重新定义什么重要或有趣,往往要利用众多领域的数据和研究方法。它几乎总是要求合作,总是要求走出自己感到舒服自在的区域。但是在资深教授和管理者都是因为循规蹈矩遵守学科界限而得到奖励的环境下,抗拒改变的力量之大不难想象。其中有些抗拒固然是出于公然的敌意,但大部分抗拒则是缺乏经验和想象力的结果。

这里,我没有任何暗示高度专业性的研究没有生存之地的意思。正相反,思想进步要求我们对众多问题的狭隘途径和广泛途径结合起来。但是,具有潜在重要性的研究遭遇强大打击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众多机会。

大学的公司化

几年前,我就已经一只脚在学界一只脚在企业界了。注意到小型新创办企业和大学之间的价值观的差异一直非常有趣。长期以来,一直有企业专门人才向公立大学流动的稳步趋势。我所在的密苏里大学刚刚聘请美国通讯公司斯普林特(Sprint)前任首席执行官加里•福西(Gary Forsee)担任州立大学体系的校长。福西碰巧被广泛认为是最糟糕的首席执行官之一,但是其企业经历被认为是他被任命为校长的资格之一。现任校长提姆•沃尔夫(Tim Wolfe)的经历是在私人领域,曾担任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执行官。无论如何,沃尔夫的企业经历根本无法接近福西的灾难,但他没有高级学位,没有在高等教育工作的亲身经历。我不知道沃尔夫是否擅长管理大学,但我实际上听到过有关其性格和思想的精彩话语,所以存在着一些希望。不过,说明问题的是校董事会觉得任命两位商人担任全州的大学体系的校长是合适的。显然,校董们相信企业高管的经历比作为教育者和研究者的经历更重要。无论是否好主意,企业经历和价值观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到美国的各个大学里。密苏里大学不过碰巧是特别引人瞩目的例子而已。

坦率地说,我不敢肯定企业高管担任大学校长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我非常担忧这种糟糕的发展趋势碰巧与下面的现象同步出现:总体上管理者数量大幅增加、终身教授岗位遭到不断攻击、大学越来越依靠非终身教授岗位的轨道、兼职教师工资偏低、工作繁重、就业没有安全感等。我相信没有所谓的“企业经验”这回事。经营小企业、创办新企业、担任像斯普林特这样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完全不同的事,它们要求不同的技术和决策。管理一个拥有数千名职工经营数十亿美元产业的大型跨国公司与依靠自己的力量支撑起只有一两个合伙人预算捉襟见肘的小企业决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企业经验”却成为竞选大学校长岗位的一个资格。但是经营大企业的成功与经营小企业的成功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像斯普林特或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大企业从定义上说已经在现有经济生态环境中取得了成功。它们已经在各自的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维持现状就能不断发展。而小型企业、新创办的企业是生态系统的闯入者,只能在引起某种颠覆性的变化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领先地位牢固的竞争者的优势。

当然,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差别并非自然规律,而是过分简单化的说法。但是这种很好的概括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我们或许询问我们会期待大型跨国公司的前任首席执行官在管理大学时会做些什么。其焦点可能集中在基于短期经济措施的营销、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产量等上面。这意味着在减少开支的同时使用更少量的员工去服务更多的顾客。我们不应该期待曾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大学校长会喜欢终身教授岗位制度,正如我们不应该期待首席执行官会喜欢工会一样。我们为什么应该期待“共同管理”的概念要在曾在地球上最专制、最独裁的机构中工作的人领导下的大学里幸存呢?

答案是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期待。我们越来越多地把权力交给了那些家伙,其经历自然会引导他们采用保守的追求短期利益战略,这些战略是建立在将可量化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最糟糕的是,我们不应该期待曾经领导专制的大公司的人会去创造一个奖励创造性的、跨学科的、具有潜在颠覆性的研究的环境。他们从前的成功(如果是成功的话)是在本质上保守的环境下进行的,它们是在现状下繁荣的组织。

最后

令我对密苏里大学和美国公立大学感到悲观的因素在于大学没有能力做出改变并非因为领导水平低劣或者经济不景气,而是基于不断自我强化的结构性特征。从大公司招聘来的蹩脚领导、偏爱狭隘的专业化的激励机制、和对潜在的颠覆性研究的敌视态度相互强化。而那些兴趣不适合这种结构的人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

译自:Why I Jumped Off The Ivory Tower by Zachary Ernst

http://zacharyernst.blogspot.com/2013/10/why-i-jumped-out-of-ivory-tower.html